一審判賠450萬原被告均上訴

　　經過近4年的審理,2010年3月,此案一審判決下發。審理此案的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定高鑫公司與楊惠飛簽訂的《總經銷協議書》為有效合同,但已不能繼續履行,由此判決被告賠償原告楊惠飛經濟損失人民幣450萬元。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在判決書中寫道,“根據國家藥品管理法的規定,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須經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準并發給《藥品生產許可證》、《藥品經營許可證》。對照上述規定,無論是楊惠飛,還是高鑫公司在簽約時顯然都不具備相應的資格。但是,本案所涉的注射液屬于發明新藥,在楊惠飛與高鑫公司簽訂協議時,系爭注射液僅僅完成了研制工作,而且剛剛進入專利申報程序,而有關新藥的申報則尚未啟動。由此,系爭注射液是否能夠獲得專利、是否能夠得到新藥證書在簽約時尚無法確定。在此情況下,高鑫公司與楊惠飛所簽訂協議更應被視為一種框架協議”,但“由于系爭注射液是專利藥品,在過了新藥保護期后,如果需要生產該藥的,只需經過專利權人的同意。本案審理中,無論是該注射液的發明人趙超英,還是專利權許可人均沒有同意將注射液交與楊惠飛銷售,而且依據現有法律規定也不能通過強制手段要求趙超英等人授權楊惠飛銷售系爭注射液……綜上,楊惠飛實際上是無法獲得系爭注射液的銷售權”。

　　此外,法院認為,根據《總經銷協議書》的約定,高鑫公司在與楊惠飛簽訂協議后,未負責新藥的生產及將銷售權交與楊惠飛,而是將新藥技術轉讓給其他公司,其違約行為明顯,應當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根據協議約定,高鑫公司與楊惠飛結算價的價格是按照物價局核準的該藥零售價格的30%計算,按照此種方式計算,楊惠飛獲得的銷售利潤應是核定價的70%。但是考慮到楊惠飛并非是直接將注射液銷售給患者,此外楊惠飛與高鑫公司對于合同的履行期限約定不明,而且是否能按照合同約定的指標完成銷售任務也無法判斷,再結合楊惠飛出資情況,所得回報比例等因素,酌情確定楊惠飛遭受的經濟損失為450萬元。

　　對于上述判決結果,雙方都感到不滿意。

　　作為被告之一的趙超英認為,簽訂總經銷協議時王蘇娥是高鑫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自己只是協議的見證人,“把我當成被告,不就相當于夫妻一方要與證婚人鬧離婚”?

　　同時,趙超英指出,根據協議約定,藥品的經銷者是楊惠飛組建醫藥銷售公司或暫定的其他醫藥銷售公司,“不論是根據相關法律法規還是總經銷協議,楊惠飛都不是適格的原告”。此外,趙超英的代理律師認為,協議另一方楊惠飛作為個人簽署藥品經銷協議,違反了國家藥品管理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楊惠飛至今也未按協議的約定組建醫藥公司或暫時指定醫藥公司獲得系爭新藥中國大陸境內的總經銷權,屬于違約在前。”趙超英說。

　　由此,2010年5月,趙超英提起上訴。

　　與此同時,原告楊惠飛也提起上訴,表示對總經銷協議被認定有效,但又既而被認定無法繼續履行的法院判決不能認可,請求二審法院支持其全部訴訟請求。

　　楊惠飛認為,公司與自然人在法律上雖各自具有獨立的人格,但實際上公司的行為均需要通過自然人方能實施完成,而本案中相關的公司與自然人存在全面復合的特殊現象,且重要的法律文件均得到趙超英的簽署認可,所以自己對實施該項已買斷的權利具有充分的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