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吉”案是否存在“公共利益”
日期：2012-06-21 00:00:00 訪問次數：2000
目前在國內飲料市場上，“王老吉”是極少數甚至唯一能與洋飲料抗衡的自主品牌，因此我們要格外愛惜，不可草率從事。建議借鑒區域經濟合作中的政府協調方式，粵港聯手提供行政指導，促成廣藥與香港鴻道集團協商談判，合理配置利益，共同經營好“王老吉”品牌
廣州藥業和白云山A近日同時發布公告稱，廣藥集團已于6月1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出的應訴通知書，該院已受理申請人鴻道(集團)有限公司（加多寶的母公司）申請撤銷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于2012年5月9日作出的仲裁裁決一案。這意味著廣藥與加多寶的“王老吉”商標之爭再起波瀾。
律師公布的鴻道申請法院撤銷仲裁裁決的重要理由是：這一裁決關涉“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有網友質疑，這所謂的“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其實是“違反加多寶的利益”吧？
那么，“王老吉”商標糾紛案中是否只存在商標所有權人（廣藥集團）與商標使用權人（加多寶母公司香港鴻道集團）的利益之爭？是否存在更為多元多層的利益關系？
“王老吉”案誰勝誰負，尚有變數
法院受理撤銷“王老吉”仲裁裁決申請案，主要基于法院對民間仲裁機構裁決的司法監督權。
商標糾紛可用多種手段解決，有民事的、行政的或司法的形式，司法形式又有民事訴訟、行政訴訟與刑事訴訟三類。這次廣藥集團與加多寶的“王老吉”之爭，首先試圖以仲裁方式解決，而仲裁結果是廣藥收回紅色罐裝及紅色瓶裝“王老吉”涼茶的生產經營權。由于加多寶的母公司鴻道集團是香港企業，按照目前國家法律規定，涉及港澳臺的仲裁案子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貿仲委”）受理，非涉外仲裁案子則可由一般仲裁機構審理。如果當事人對仲裁結果不服，可訴至法院要求撤銷裁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的相關規定，法院如果發現仲裁裁決“違背社會公共利益”，應當裁定撤銷。那么，現在僅就“公共利益”而言，存在兩種可能，其一是法院認為“貿仲委”的裁決沒有違反公共利益，維持裁決，加多寶輸；其二是法院認為違反公共利益，撤銷裁決，廣藥集團輸。因此王老吉案誰勝誰負，尚有變數。
可能存在什么樣的“公共利益”？
對網友質疑“王老吉”案中“是否存在公共利益”，筆者的觀點是，即使加多寶是在爭自身利益，也并不表明此案中不存在公共利益。我們不妨借此案來解讀一下知識產權保護與爭議中可能涉及的公共利益問題。
其一，“王老吉”商標案涉及私人利益與私人利益的沖突與協調。公權力機關對此進行利益平衡時，當依據公共利益原則。維護利益平衡是貫穿整個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的“帝王原則”，是立法精神中的精髓；而關注、保護處于弱勢的商標使用者的利益，就是維護間接的公共利益。
其二，“王老吉”商標案中可能存在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利益。人們喝飲料，不純粹為了解渴，還會關心所飲用飲料品牌的民族性、合法性、美譽度等。從經營者與消費者關系看，保護處于弱勢方的消費者利益，也是對間接公共利益的維護。
其三，“王老吉”案中存在國家公共利益與企業私主體利益之間的沖突與協調問題。公權力機構包括法院在裁決時，應當考慮是否有利于本土自主品牌打造、有利于知識產權國際博弈中合法的國家利益維護、有利于保護公平競爭環境和市場經濟秩序。此案中存在直接而巨大的公共利益——本土自主品牌打造和本國經濟發展。在飲料市場上，本土與國際品牌之爭異常激烈，如果解決此次的爭議時未能關注本土自主品牌發展，那么加多寶輸了，廣藥也未必真正獲勝：贏了官司的廣藥假若一時在品牌維護、營銷與發展方面并未具備充足能力，能不能保持“王老吉”眼下1080.15億元的品牌估值和170億元的年銷售額？如做不到，輸家就會是本土自主品牌與本國經濟，而贏家將是洋品牌如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
政府應當積極作為促成多方共贏
如何裁決，主審法院自有考量。筆者認為，“王老吉”商標糾紛案的解決應當充分考慮本土自主品牌的發展。
本土自主品牌是一國經濟發展的高能加速器。政府部門推進經濟轉型，就要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積極有為。
幾年前商務部曾以行政裁決方式否決了可口可樂并購匯源案，援引的是跨國并購中的反壟斷法律規定，符合中國法律與國際法律，不構成歧視。而其客觀效果，則有利于保護像匯源這樣的中國自主品牌不在跨國并購中流失——這是國家公共政策的一種體現，是對公共利益的保護。
“王老吉”品牌的原始所有權歸廣藥所有，已有180年歷史；近年來經過加多寶運作推廣，它從一個地方品牌迅速成長為全國知名品牌，年銷售額從原來的1億元飆升到170億元，超過了可口可樂在中國的銷售額。目前在國內飲料市場上，“王老吉”是極少數甚至唯一能與洋飲料抗衡的自主品牌，因此我們要格外愛惜，不可草率從事。建議借鑒區域經濟合作中的政府協調方式，粵港聯手提供行政指導，促成廣藥與香港鴻道集團協商談判，合理配置利益，共同經營好“王老吉”品牌。
“公共利益”尚需明確內涵與外延
從學理上看，知識產權是一種受私法（民法）與公法保護的、受公法管理的、受到公共利益限制的私主體的權利。在“公共利益限制”方面，主要有人權保障（如以雞尾酒療法拯救艾滋病人）、國家經濟安全、國家宏觀經濟與社會發展政策（如本土自主品牌發展）、國家整體經濟利益（如反壟斷以保護公平競爭環境）等，還有財政稅收、國民就業等——這些都是要由國家代表全體國民必須主張的公共利益。
作為知識產權一種的商標權，雖然是私人享有的權利，但無論創設商標權的法律制度，還是對權利人知識產權的保護，其根本出發點與落腳點卻與促進創新、推動社會進步，甚至與增強國家競爭力等公共利益密切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商標權法律也可以看作國家的一項公共政策。考察商標權的理論與實踐，很顯然，商標權并不是純粹的私權，相反是與公權力關系十分密切的私權，這不僅因為許多知識產權的取得、喪失或者變更都必須經過行政審批程序，更重要的是，商標權的保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公權力的介人與公法包括行政法、訴訟法的保護。因此，法院在審理商標權糾紛時，必須滿足保護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當事人之私利與維護良好知識產權法律秩序之公益的雙重需要。
最后想補充一點：在我國立法中，“公共利益”的內涵與外延并不明確。建議通過行政立法、司法解釋等形式加以明確，從而增加司法實踐中公共利益條款適用的可操作性，包括更好地維護商標領域的公共利益與合法私人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