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技術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加劇，手機的MP3、拍照、游戲、電視等諸多新功能已經成為商家吸引消費者的一大賣點。然而，日益推陳出新的手機功能在不斷滿足用戶需求的同時，也存在著許多著作權方面的隱患。因此，提高版權保護意識，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是手機產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

 

　　經過幾年的飛速發展，手機由先前單一的通訊工具已成為集存儲文件、播放音樂、上網瀏覽、錄音拍攝等多種功能于一身的移動終端設備。手機內在功能的不斷強大，為人們提供越來越多生活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著作權方面的諸多問題。2007年9月，由于商家未經許可，在手機內擅自存儲歌曲所引發的一起著作權糾紛案，就受到了業界極大關注，引發了不少爭議。

 

　　手機儲存歌曲引糾紛

 

　　2007年9月，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因未經許可在手機內存儲歌曲《香水有毒》而引發的著作權侵權案。原告北京太格印象公司訴稱，其系歌曲《香水有毒》的著作權人。2007年6月，原告在北京九大洲通訊設備有限責任公司王府井分公司購買了由廣州高金公司、深圳維科公司生產的維科牌V929型手機一部，該手機中存有歌曲《香水有毒》。原告還分別于2007年7月、9月在北京市和河北廊坊經公證程序購買維科牌V959型手機各一部，這兩部手機內存該歌曲的順序、內容均一致。

 

　　原告認為，高金公司、深圳維科公司、北京九大洲公司及其王府井分公司4家單位未經許可，以手機存儲的方式復制、發行上述曲目的行為嚴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要求法院判決被告承擔停止侵害、賠償經濟損失的民事責任。

 

　　高金公司和維科公司辯稱，該手機出廠時內置存儲卡是空白的，總經銷商付款提貨后，手機產品的所有權已經轉歸其所有，在涉案手機中存儲歌曲的行為系總經銷商所為，而北京地區的總經銷是北京龍脈天地公司。九大洲公司和九大洲分公司辯稱，其為維科手機的零售商，自北京龍脈天地公司提貨時手機內就已經存儲了上述歌曲，其不應承擔賠償責任。北京龍脈天地公司出具書面證言，認可購進的該手機內置的存儲卡均系空卡，卡內沒有存儲任何文件，涉案歌曲系自己公司根據消費者需求自行存入。

 

　　法院經審理后作出一審判決，4被告停止生產、銷售含有涉案歌曲《香水有毒》的維科牌V929型手機產品；同時由高金公司和維科公司賠償1．7萬余元。被告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維持原判。

 

　　侵權認證產生分歧

 

　　如今，業界對于手機問題的討論多集中在手機鈴聲下載的相關法律問題。但是隨著手機存儲空間的擴展，以及手機與計算機連接的方便和手機藍牙功能的成熟，關于手機未經權利人許可存儲和使用音樂作品如何確定侵權行為主體，以及如何確定賠償責任的主體等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

 

　　關于如何確定侵權行為主體的方面，由于手機內存儲歌曲的行為在手機流通的各環節均能進行，因此生產商、經銷商、零售商乃至手機用戶均能進行存儲、刪除歌曲的行為。

 

　　在該案中，生產商否認存儲涉案歌曲的行為是其所為，并由經銷商出面認可該存儲行為系經銷商所為。那么，對于經銷商這種自認的行為該如何認證？從證據規則角度來看，原告作為權利人，應就其權利被侵害以及被誰侵害承擔舉證責任。雖然原告的權利沒有問題，但在侵權主體的確定上，原告現有證據并未排除其他人實施的可能，故原告的舉證并未到位。對于被告手機生產商而言，讓其證明自己未實施該侵權行為，顯然不妥當，而且經銷商也認可是自己實施了該侵權行為。

 

　　因此，對于該案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原告購買存儲涉案歌曲的手機，從權利人角度來說，原告已經盡到舉證責任，要求其對手機生產、銷售環節中誰實施侵權行為進行證明，顯然不公。而生產商與經銷商之間存在利害關系，且只有一份證據證明，故從證據角度應弱化經銷商自認的效力，由生產商承擔侵權責任。另一種意見認為，由于手機生產、銷售各環節均能實施侵權行為，且該行為只能在某一環節單獨實施，雖然經銷商的自認從證據效力上較弱，但由于原告的舉證本身并不到位，所以現有證據無法確認生產商是侵權行為實施主體，故生產商不應承擔侵權責任。

 

　　各環節均有侵權可能

 

　　對于該案，筆者認為，從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出發，原告所負舉證責任應包括，其享有的權利受到侵犯以及被誰侵犯兩方面的事實。本案中，原告僅證明其權利受到侵犯，并未有直接證據證明系被告高金公司和維科公司所為。

 

　　從客觀角度分析，在涉案侵權手機的生產、銷售環節中，生產商高金公司和維科公司、地區代理商龍脈天地公司、零售商九大洲公司及王府井分公司均有實施存儲涉案歌曲行為的可能。從消費者角度出發，原告對涉案手機在上述各環節的原始存儲狀態以及變化情況無法獲知，要求其直接證明侵權主體勢必會導致舉證責任分配不公。

 

　　被告高金公司和維科公司作為涉案手機的生產商，從其與代理商簽訂的合同，以及對零售商出具授權書等方面分析，兩家公司有能力對其產品在生產、銷售等各環節的狀態進行控制。因此，兩被告有義務對其產品發生的侵權行為，向權利主體予以澄清，即訴訟中需要提供足以推翻原告的證據，以證明其未實施侵權行為并盡到合理注意義務。

 

　　本案審理過程中，雖然龍脈天地公司認可存儲涉案歌曲系自己所為，但作為與生產商維科公司具有長期業務關系和有經濟利害關系的主體，當其陳述意見明顯有利于生產商時，該意見的可信度當然減弱，而且就該事實生產商沒有其他證據佐證。

 

　　同時，該手機銷售實行的是地區代理制，這是品牌商銷售的通常模式。此種銷售模式下，生產商為促進產品銷售和保障銷售秩序，都會確定某一區域由某家公司享有獨家代理權，并對跨區域銷售做出嚴格限制。

 

　　由于河北省廊坊市與北京市分屬不同銷售區域，而原告在兩地購買的維科牌V959型手機內置存儲卡中存儲歌曲的順序和內容一致，雖然據此并不能直接得出侵權行為實施主體系生產商的結論，但該事實顯然否定了作為維科牌手機北京地區獨家代理商——龍脈天地公司的陳述內容。故在現有證據條件下排除高金公司和維科公司實施侵權行為的可能，理由并不充分。

 

　　技術進步帶來難題

 

　　從證據的角度來看，雙方的舉證都無法在生產商、銷售商之間證明具體的侵權行為實施人，但是侵權的事實明顯成立，那么侵權責任究竟應當由誰來承擔？

 

　　一種意見認為，手機轉移至銷售商以后，所有權轉移。如果要求生產商在產品所有權轉移后，對后續銷售環節的侵權行為承擔責任，顯然不公。另一種意見認為，因為生產商、銷售商的獲利均是通過用戶最終購買手機實現，從獲利角度而言，生產、銷售環節是一體的。而生產商在整個環節里處于主導地位，因此在現有證據條件下，由生產商、銷售商承擔共同侵權責任比較公平。

 

　　對此，筆者認為，從現代通信設備技術發展趨勢來看，手機已經從單純的通信終端產品，逐漸演變為以通信為主，兼有移動存儲、多媒體播放等多功能的集合體。手機功能的強大與否對手機消費的導向作用日益明顯，這既是技術發展的結果，也是消費者需求多樣化的必然趨勢。

 

　　本案中，被告高金公司和維科公司在其生產的涉案手機中附帶存儲卡，目的也是從順應消費需求出發，吸引消費者，從而努力提高市場占有率，實現更大的收益。這種增加產品附屬價值的經營方式雖與法不悖，但生產商在據此獲利的前提下，相應控制義務亦應隨之加重。雖然在銷售環節中，手機產品所有權會隨之相應轉移，但生產商與代理商、零售商之間并非簡單的供銷關系，還存在生產商的控制和授權等關系，因此生產商對產品在銷售環節發生侵權行為，仍負有警示和監督的責任。

 

　　原告主張被告高金公司和維科公司生產的手機侵權，而被告高金公司和維科公司并未舉證證明其已經對存在權利糾紛的產品履行了前述義務，故兩被告應對此侵權行為承擔責任。由此可知，被告高金公司和維科公司應當承擔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的責任。

 

　　合法進貨無需賠償

 

　　對于銷售商是否承擔賠償責任的問題，筆者認為，被告九大洲公司及其王府井分公司作為侵權商品的銷售者，有義務證明涉案商品來源的合法性。根據現有證據，龍脈天地公司作為維科牌V929型手機在北京地區的銷售代理商，授權被告九大洲公司銷售該款手機，被告九大洲公司及其王府井分公司在審查相應無線電發射設備型號核準證及電信設備進網許可證后，根據授權對外銷售涉案手機，不存在過錯。

 

　　至于原告以被告九大洲公司未提供購貨合同及發票等否認進貨渠道合法的主張，由于購貨合同和發票是證明進貨渠道合法的一種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被告九大洲公司和王府井分公司通過其他方式證明其貨物來源合法，原告沒有提供足以否認上述證據的反駁證據。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九大洲公司及王府井分公司承擔賠償責任的主張不能獲得支持，兩被告僅應承擔停止銷售侵權產品的責任。

 

　　此外，在賠償數額的計算依據的方面，原告主張按照網絡下載歌曲收費標準以及手機生產數量計算賠償數額。但是，手機主要功能仍是通信，存儲、播放歌曲僅是其附屬功能，而此功能與網絡公司及運營商通過收費下載歌曲獲利情形顯然不同。因此，原告主張的賠償標準不當，應當參照具有相同存儲、播放功能電子產品使用歌曲付費標準，結合國家信息產業部電信設備認證中心相關網站顯示涉案型號手機生產數量，并考慮被告的主觀過錯程度等因素，酌情確定賠償數額。